五味什字一带的浙江会馆

秦腔剧团“三意社”大门

鼓楼什字的同仁堂药店（图片提供宗鸣安）

　因编纂志书，在档案馆不经意间看到一份统计资料，那是1935年，陇海铁路通车到西安后，西安市警察局对居民籍贯所作的一个调查。市民总数158897人，其中，陕西籍129148人，山西籍10617人，河南籍5092人，河北籍3076人，山东籍1679人，辽宁籍1577人，湖北籍1216人，江苏籍1189人，浙江籍1160人，安徽籍870人……就是说，老西安的外地、外省人，仅占二成。可惜，我再没有见到此调查统计表的续篇，但想来，老西安的外地人所占比重必然是日益上升。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军阀混战时期，半个中国，民众横遭涂炭。何处是个净土，能容民众安身立命？众目一致瞅准了八百里秦川这片沃野，纷纷闯进潼关。感谢关中父老，有大海般的容量，接纳了如潮水般涌进的中原、东北、江南同胞，并慷慨地给外地人开辟着一条条谋生的门路。

　　家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从豫北落难到西安来的，寄居在比家父早来几年的李姓同乡家中，我即出生于西安。记得我读小学时，学校的名字叫东望小学，校徽是白山黑水，学校是由东三省流亡到西安的教职员工组建的，我家就住在玄风桥（今建国路）金家巷东端毗邻城墙根，金家巷西口路南，便是“西安事变”时少帅张学良的公馆，与此宅第对峙的乃省府高级军事官员高桂滋的府邸。那东望小学即在金家巷马路对面。记得当时玄风桥外省人逐渐增多，东望小学的学生中，东北以及冀、鲁、豫、皖子弟也不少。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就读的雍村小学毕业班十八名同学，只有一名是当地农民的孩子。那时靠建国门城墙一带还种着庄稼，也有果园，我们学校操场南边，就是小学的园艺场，园艺课每周二节，就用园艺场当课堂，老师多数是江南、中原籍贯，几乎都是高级职员的夫人，我只记得当时学校的一名校医说的是陕西话，说她是省护士学校毕业的，那时，业已50岁了。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南后，当即在徐州、开封成立两个铁路局，使时在郑州的陇海铁路管理局辖区三分之二地段被割据。是年2月陇海铁路管理局机关迁至西安尚仁路（今陇海大酒店处）办公，同时，下令将郑州西至洛阳东的铁路枕木钢轨拆除，连同铁路员工及各种机车、车辆、动力设备一并向陕西撤退转移。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黄河郑州大堤被国民党炸毁，虽阻止了日军暂时西进，然而，后果也令人震惊。一方面日军趁势南下武汉，又折东控制了长江各口岸；一方面花园口黄河决堤，淹没了大片良田，殃及苏、皖、豫、鲁诸省上千万农民生活，大批失去家园的民众，多数又闯进了关中。不仅西安，包括宝鸡、咸阳、铜川、渭南等地的外省人比重也迅速膨胀，这许多落难民众，多数在县、市城镇做苦力，其中，相当数量的下苦人，去修咸铜铁路和宝天铁路，被营业铁路录用的苦力，也多是养路工、锅炉工、煤台工、装卸工，铁路各车务段、工务段、机务段、车辆段的员工，也多数是外省人，最集中居住在自强路、二马路，这是历史造成的“道北人”渊源，有苦难，也有革命斗争的光荣。

　　难民大逃亡，也波及到了我们这个刚能在西安安身立命的家庭。岂止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是天涯沦落人，怎能不濡沫

　　相助！家乡来人，没啥本事，只有下苦。那时西安的交通工具极简陋，没有公共汽车，有资格坐小轿车的达官富豪，真是凤毛麟角。大量的客货运，要靠畜力、人力车辆。我们的乡亲们就只好拉人力车了。人力车有两种，有座席、遮篷的载客，平板车拉货。拉客的人力车是租来的，车老板拥有两三辆、七八辆不等，拥有数量少的车老板，本身就是个车夫，租车拉客的下苦人，要价公道，态度和蔼，上座率就高，再加上省吃俭用，一年下来，攒的钱就能买辆新车，自己就向车老板迈出了一步。操这种营生的人，被称为是没尾巴的驴，都是东边来的难民。以河南人（特别是豫北人）居多，其次是河北、山东、安徽人。

　　我上中学时，考入由北平通县迁到西安来的教会学校潞河中学，校址在八仙庵以东的东新巷内，该巷还有一个教会学校叫尊德女中，此外，东关正街还有三个从北平和东北迁来的中学，分别叫汇文中学、辅仁中学、仁山中学。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工，没有一个是陕西籍人，同学们也十之八九是外省籍人。我就读的那所中学的学生们，走读生多数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少数坐吉普车、小轿车或洋马车（四轮三驾马的豪华轿马车，车夫高坐辕后，座席可乘三人，双挂豪华马灯，并有名贵遮阳篷），也有极个别乘私人摩托车上学的。我家穷，住不起学校，只好加入步行一族。每天凌晨披星出城（当时中山门开关是定时的，一般是天不亮不开，或者是五更天后才开），傍晚戴月归家，中午则是在小饭摊上吃碗最廉价的面食。后来，在学校学生灶搭个半伙，即中午只吃一餐。

　　外省人越来越多，外省人的群众团体也纷纷建立，如我所知的“河南同乡会”和“山西会馆”。河南人聚居地主要分布在：以钟楼为界，是北大街以东、东大街以北，并辐射到东北隅的城墙以外。但河南同乡会却设在五味什字。其实那时，河南人及外省人，已渗透到西安市各区域了。如南院门的第一市场、马坊门、鼓楼什字、涝巷等街市，都有外省人的商家。河南同乡会以外的下苦人群众性组织是西安市人力车同业公会，会员包容了全西安市所有拉洋车的工人，大约有两三千人之多。公会由选举、公推出会长、副会长。下有书记（书记当时是会长的秘书之类）掌管办公室行政事务和财务账房。除书记专业外，其余工作人员一律兼任，不取薪水，但也兢兢业业为下苦人谋利。会员们省吃俭用，慷慨解囊交纳会费，居然不久，就从筹建公会初在崇信路（今东四路）东端租住的两间平房，要迁到崇义路（今东六路）新建的大三间厅房，占地约一亩的院落去。这在当时，在劳苦大众中确实是件大快人心的喜事。正当公会要迁时，大约1944年夏季，日本侵略军空袭过来，几枚炸弹，将公会新厦夷为平地，与中国劳苦大众又结下了深仇大怨。原打算在新公会的土地上盖一所树人小学，也将下苦人的下一代教育成国家栋梁之才呢，一下子泡汤了。

　　八年抗日战争，拥进西安的外地人，几乎占西安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我家由马厂子搬到尚勤路中段时，路东还是大片麦田，常有野兔出没，鸡鸣狗吠声频频传来。河南难民就在这片地里，挖一个一丈多长、五尺余宽、深三尺左右的方坑，买十多根椽子，以一根横条并联着七八个人字架，然后铺上芦苇，再糊上麦草泥，就建成了一个“家”。就在这片地上，不久就聚集了数百户豫北难民，并迅速向北扩展，直到北城墙根。与此同时，城外火车站北的外地人也迅猛增加。外地人给自己同乡们聚居的地方，冠名为“豫民巷”、“勤俭巷”、“勤民巷”、“笃臣巷”……火车站北外地人聚居地，形成更大规模的区域，形成可观的街市，现今还保留着故名的自强路、生产路、二马路、幸福村、联志村、向荣街等，都表露出外地人朴素的感情和善良的愿望。

　　外地人到西安，未必都是干苦力活，也有经商和办企业的。如东大街的郑州长发祥绸缎庄，南院门的北京鑫记鞋帽庄，竹笆市的北京乐家老店的子店“同仁堂”、“达仁堂”，太华路民族资本家石凤翔创办的大华纱厂和嗣后发展壮大的申新棉纺织厂各姊妹厂。

　　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生活不仅要变化，而且要在变化中逐渐改善。外地人也带来了他们故乡的风味。如澡塘子，现今新城区尚存的老字号有珍珠泉、沧浪池、大众池。这之中，珍珠泉的创办人焦繁东即山东济南人，创办这浴池带来了山东泉城的风韵，那时是西安一流的澡溏子，至今恐怕仍不逊色。

　　外地人中的山西人是很有名气的。我的几位山西籍同学的家长，大多数从事银号、钱庄、盐业行当，家道殷实，所经营的铺面工作人员，十分悠闲、文雅，让平民真不知钱从何来。河南人则不然：起早贪黑摸爬滚打，除了下苦，便是小商贩，今日的民生百货商厦，在全国都有知名度，六十多年前，这地方就是河南人做小本生意的。院内摊位，规模不及而今康复路的千分之一。

　　外地人也知美化生活，在西安开设了诸如山东大旅社、齐鲁大旅社……还引来了外地人家乡的菜系，如火车站的山东饭店、民乐园的乐乐居饭庄，以及南边的百花村饭庄和东大街菊花园对过的正大豫菜社，都是有名份的豫鲁菜系。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是天津豆浆房的烧饼果子甜浆、天津锅贴。河南省小吃糊辣汤豆沫油馍头……美容美发店多系苏扬派，如大上海美发厅、南京美发厅等等，又多设在东大街。

　　外地人也要享受文化生活。我从小喜欢看戏，记得当时西安秦腔剧院有三个，即西一路的易俗社、木头市的尚友社、骡马市的三意社，因这些剧社都离我家远，况且当时我年龄尚小，对剧情不甚了了，只记得在易俗社看过《吊金龟》《游龟山》，剧情全然不知，只记个剧目名称而已。后来河南人在西安创办狮吼剧团、民众剧团并开设道北大众剧院。河北人在开元寺（今开元商城址）创办西安评剧院，平安市场内京剧有长安大舞台……尚仁路珍珠泉南邻的新民大戏院，则不仅放映“有声电影”，还组织演出外省剧目。至于曲艺则更是遍地开花了，例如北京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单弦，河南坠子、河南曲剧，大鼓书、评词，山东快书、唐山落子、相声、凤阳花鼓、皮影等等就更多了。这些艺术活动主要场地在尚仁路（今解放路）的游艺市场和人民市场、南院门的第一市场和钟楼根的平安市场内。

　　老西安人宽弘大量地容纳了外地人，外地人则艰苦卓绝地为西安增砖添瓦美化了西安。如今，我在西安已生活了70多年，原籍只有少数远亲，也逐渐从印象中淡出了。因而我当然理直气壮地说我的籍贯是西安。